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於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襪線，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詅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隨園詩話卷五》
這是今年以來所讀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段話。
說起《史記》，另一本不能不買的工具書，是山東教育出版社的《史記辭典》。
還記得最初，大約十二、三年前吧，在深圳新華書城買了一本《三國志辭典》，覺得很正，便打算也買下這本《史記辭典》。可是每次付錢前屈指一算，再看看錢包，心覺不妙，《史記辭典》總成為放棄品，結果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得不到是最好的，我認同。不幾回，此書便在書城內失去縱影。到深圳、香港其他書店遍尋不獲，才知道原來已絕版，更加想得到，最後兩年前在旺角的文星書店重遇。文星偶爾會有一兩本市面很難買到的書，不定期出現，純碰運氣。
《辭典》是按筆畫輯錄有關《史記》的條目，用來查地名、典章這類冷僻、零散的東西最方便，閒暇時拿來查人名，當作看簡短傳記也不錯。
在三聯書店發現了《史記會注考證》。
日人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被認為是《史記》最好的注疏版本，六、七年前便一直想要，但始終找不到。還記得約三年前離開舊公司後，還會接一些散工來做，談及工資時，想起舊公司圖書館有兩套《史記會注考證》，便提出不要工資了，不如給我一套。太子爺原本不知公司有此套書，聽罷回絕了我的要求，而且嚷人好好保存那兩套封塵的書。
今天三聯的售價只是$267，幸好當時他沒有答應我的要求。
《史記》較主要的注本有三家，即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再加上作者自己的「考證」，「考證」、「集解」、「正義」、「索隱」四大注譯元素便是此書的特點。
說是四大元素，只是一個概略，因千百年來《史記》的注譯版本絕不止上三家，三家只是代表，故近人張森楷於二十年代曾撰《史記新校注》，疏理一番，可惜沒有出版。瀧川龜太郎則於三十年代完成《考證》，是為近世整理《史記》注疏最完整者。而後來則有水澤利忠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拾遺補闕。
手上此書由台灣萬卷樓於2006年再版，我買時只有一本，相信各分店也只有一本，有興趣者可速購。
井伊直政 - 朱漆塗桶側胴丸具足
井伊直政小傳
井伊直政，德川家四天王之一，統領日本戰國時期有名的「赤備」軍。
所謂赤備，即全身上下連武器清一式以紅為主調。戰國時期武田家的飯富虎昌沿襲古代之真田氏、後北條氏傳統，編組赤備軍，配合武田家的騎兵，使「赤備」幾乎成為該時代「騎兵突擊隊」的代名詞。
公元1582年3月11日，織田信長與盟友德川家康聯軍入侵甲斐，武田勝賴兵敗自知不敵，舉家在天目山自殺。同年6月2日，織田信長手下大將、四大軍團長之一明智光秀突然叛變，信長死於本能寺，於是德川家康乘亂佔有甲斐之地，並收編武田氏赤備軍。在商議由何人出任赤備軍統領時，德川家眾人都看好四天王之一的榊原康政，但在四天王首席酒井忠次協調下，最後由剛元服（行成人禮）、年僅二十二歲井伊直政出任，為數四千人的「井伊赤備隊」由此誕生。
信長死後，織田家四大軍團長之一羽柴秀吉（豐臣秀吉被天皇賜「豐臣」姓前之名），當時正受命遠征中國（京都以西近九州一帶）的毛利家，聞訊後急速回軍，以十天時間趕回京都，史稱「中國大撤退」，並在山崎會戰中打敗明智光秀，織田家在外征戰的各軍團長此時才如夢初醒，織田家立即分裂，但最後仍為羽柴秀吉一一擊破及收服。
就在秀吉統合織田各部後，信長的兩個兒子織田信孝及織田信雄分別向秀吉及家康靠攏，兩軍終於在公元1584年的3月28日在尾張小牧會戰，此戰是井伊赤備隊的第一戰。結果井伊赤備隊擊殺秀吉軍的先鋒大將池田恆興，並擊退瀧川一益及九鬼嘉隆，井伊直政由是聲名大增，被時人稱為「赤鬼」、「赤夜叉」。
在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覬覦天下，挑起戰國時期最大規模的戰事 - 關原合戰。此戰東西兩軍，分別由各地大名組成，東軍以德川家為首，西軍則以豐臣家的大臣石田三成為首。由於家康四子松平忠吉（德川家康本姓松平）搶先自行攻擊西軍，其岳父井伊直政也跟隨進攻，擊殺島津家的島津豐久，但自己也身中兩槍。
關原合戰以東軍勝利告終，在德川家康如日中天之際，公元1602年2月1日，井伊直政因槍傷復發而死，才不過四十二歲。
井伊直政雖然是德川家中的後起之秀，但是被封食祿之地最多，可見其地位。其人能文能武，德川家康評之為「沉默少言，心平穩重」。井伊直政曾多次以外交使節身分周旋各地，後世史家也指出德川家中勇武數本多忠勝及榊原康政，韜略外交數本多正信，但能二者兼備，只有井伊直政。死前留有《絕命詩》：
「生死之事大 ，無常也迅速。」（生死の事大 無常は迅速なり）
本多忠勝 - 黑糸威胴丸具足
本多忠勝小傳
本多忠勝，德川家四天王之一，堪稱日本戰國時代第一流的猛將。
公元1570年4月27日，德川家康的盟友 - 織田信長在擁護室町幕府第十五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昭後，率兵從京都出發前往越前，討伐朝倉義景。結果由於信長的妹夫，近江的大名（諸侯）淺井長政加入朝倉義景，迫使信長撤退。兩個月後的6月28日，織田信長會合德川家康，在近江姊川擊敗淺井長政與朝倉義景的連合軍，史稱「姊川會戰」。此戰本多忠勝的勇猛果敢令信長刮目相看，稱讚本多忠勝為「日本的張飛」。
16世紀末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開始侵略朝鮮，史稱「文祿之戰」。文祿戰後，豐臣秀吉從各大名中親自挑選七名槍術高手，稱為「日本七柱槍」，分別是：
‧立花家 - 小野鎮幸
‧德川家 - 本多忠勝
‧黑田家 - 後藤基次
‧島津家 - 島津忠恆
‧上杉家 - 直江兼續
‧加藤家 - 飯田直景
‧毛利家 - 吉川廣家
常戴鹿角脇立兜（頭盔）及身穿黑糸威胴丸具足（盔甲）的本多忠勝，曾對德川四天王之一的井伊直政說：「與其身穿厚重盔甲捱刀，不如改穿輕裝回避！」一生出戰五十六場戰爭，從未受傷的本多忠勝，晚年沉醉木雕藝術，因一次雕刻時皮膚破損，竟受感染而死（懷疑是破傷風），享年六十三歲。
後世史家對其推崇備至，有「東國第一猛將本多忠勝，西國第一猛將立花宗茂」之稱。
可能不少人和我一樣，為中國人被排諸諾貝爾文學獎外不值，直到高行健的出現，才有那絕無僅有的一次。不過今天看電視聽到顧彬說「中國人得再等三百年」，頗有感觸，也改變了我的想法。
事緣早前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批評中國當世文學部分是垃圾，尤其專指衞慧、棉棉等人，結果惹起軒然大波。他認為所謂文學最重要的就是「語言」。以其故鄉德國為例，日耳曼民族本來沒有自己的語言，悉學拉丁文，直到十六世紀路德創造了德文，經過三百年，才出了一個歌德（Goethe）。言下之意，即是中國的白話文仍然太青澀。
白話文存在的時間太短，而更重要的是，他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作家，不會翻譯。
這是兩個論點，先陳白話文存在的時間太短這個問題。
白話文已存在七百年
顧彬雖不認同當世中國文學，卻認同魯迅的文章，認同茅盾早期的文章，認同丁玲在延安時期寫的東西。奇怪的是，魯迅、茅盾等使用的也是白話文，何以他們的文章就不是垃圾？他提出「1949年以後的作家不行，因為他們不會翻譯」，和「當世文學作品不能超越魯迅等人」這兩點，其實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即他大致認同三十年代以前的白話文學，不認同三十年代以後的白話文學。
漢語的發展一般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原始漢語 - 文字尚未出現；
二、上古漢語 - 先秦時期；
三、中古漢語 - 漢至隋唐；
四、近世漢語 - 宋元明清；
五、現代漢語 - 清中葉以後。
所謂白話文，屬於近世漢語，是元、明、清時期北方的口語。由於北京在元、明、清三代都是首都（元．大都／明（成祖）．北京／清．順天府），當地的「方言」便成為「官話」。《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都由白話文寫成，在當時是一種通俗文學，雖然今天我們讀起來，會覺得文白交雜。而現代漢語的發展，自清中葉後，尤其五四以後更趨「白話化」，原本的書面語（文言）逐漸被口語（白話）取代，五四以後白話幾乎完全取代了文言。
如果從宋末元初起算，白話文前後經過了約七百年的進化，語言已漸臻成熟，發展出一定的規律，例如出現了結構助詞「得」；用語從綜合性轉向分析性發展，如「此」等於「這」，但近世漢語發展為要說「這個」、「這人」等以資識別；語序方面也漸趨固定，尤其部分虛詞。因此顧彬所指並非廣義的白話文，應是指今天的「流行漢語」 - 姑且名之。
「流行漢語」與現代漢的不同處，是前者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較大，在這個構擬的過程中，由於發展並未成熟，若拿捏不好，便有如邯鄲學步而失其本。身處香港的我等可能體會更深，因為我們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一種書面語；而西方文化的摻雜，更令這種口語的文法混亂。例如你女朋友對你說「我鼓勵你不要吃叉雞飯」，他媽的不讓人吃叉雞飯但又要裝客氣，結果「鼓勵人不要做」。「鼓勵」（encourage）其實就是英語，中文應該用「勸」。在這個層面上，英語對我們的影響應該是最深，好比有時看新一代作家的文字，定語多得令人喘不過氣，即是受英語影響而寫出不中不英的語句。
王魯湘在訪問顧彬時提出台灣的作家語言比較貼近傳統，中港作家則文字上明顯較粗糙，顧彬認同。我想問題癥結在於，這類所謂作家，從來沒有花心思去研究語文，對本國語言一些最基本的認識也欠奉，也就是顧彬所指的「不少中國作家不覺得他們能夠沉默，他們怕沉默。因為他們不知道文學是工作，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這須歸結於他們不明白「語言」的重要。今天的華人作家，確實很大部分斟酌於故事、結構等層面，於是出現一堆錯字連篇而又語焉不詳的所謂作家，看罷令人不明所以，連基本語法都一片混亂，這實在是很諷刺的現象。顧彬認同魯迅，說魯迅的文章「不能增一字，不能刪一字」，有誇大的成分，但這番說話背後其實即是要求文字精煉。以最講求精煉的唐詩為例，杜甫〈望岳〉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只說前句，「頂」是最高處，「絕頂」就更無以復加，但詩人要「凌絕頂」，「凌」即在其上之意。一個「頂」字不夠，要「絕頂」，然後「凌」其上，很簡單的三個字，帶出極盡的意境，然後一覽眾山小，語理邏輯緊扣不悖，用字精煉，語言拿捏準繩。寫白話散文、小說，要像賈島般推敲、像李賀煉句煉得吐血，也許太過，但起碼的斟酌，不能說沒有必要。
不少量產型、市場化的作家，語句十分累贅，出版後的文章沙石如此之多，可以想像被編輯、校對前的文章是如何。（當然有不少有名作家是不許別人碰他一字）。文學作品文字要精煉，因為文學作品應比生活語言高一層次，如果後者都不容許語法混亂而又累贅得不知所云的語言，為何文學作品可以？偶爾一句、兩句，說是代表某種感興，尚可說得過去，因為藝術本身無法被測度。但如果通篇皆是，像我這類豬肉佬，看罷直覺口中淡出鳥來，任你說「內容」如何巧妙，也實在無法捺著性子去啖鳥。更何況，有很大部分連巧鳥也稱不上。
咒罵的同時，也激起一種反思，不由得萌生如顧彬所說，自己也「應該沉默二十年」。
李白不懂翻譯
顧彬認為好作家要懂翻譯，一來是擴闊視野。陶傑也說過英語很重要，今世大部分一流資訊都是先以英語發布，而且不一定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二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揣摩推敲兩種不同語言，可以將自身語文水平昇華。
這兩點我認同。但作家是否一定要懂翻譯？1949年以後的華人作家不行是因為不懂翻譯？我並不認同。理由很簡單，李白懂翻譯嗎？蘇軾懂翻譯嗎？如果顧彬認同他們的文學造詣，那便說明二者並無必然關係，這個觀點便站不住腳。
翻譯的部分我不能說太多，因為本身對外語認識粗淺，沒有資格順口溜，故對翻譯這部分，我仍然希望回歸到「語言」，即遣辭措意的層次，簡單略說。
我買了一套中英對照的《莎士比亞八大名劇》（曾有過學好英語的雄心），挑本較難的、夾雜文言英語的，因當初學中文的經驗是，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讀罷半文不白的《三國演義》，語文程度好像提高了，以往作文經常不合格，後來能合格。但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是錯的，中文的文言可能看不懂，但能猜得懂；英文的文言看不懂就是看不懂，猜了也是白幹。而最大的問題是，這本書的翻譯教人淡出鳥來。試舉一例。
哈姆雷特在喊出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前，國王Claudius說了這一番話：
The harlot's cheek, beautied with plastering art, is not more ugly to the thing that helps it than is my deed to my most painted word.
書中翻譯為：
塗脂抹粉的娼婦的臉，還不及掩藏在虛偽的言辭後面的我的行為更醜惡。
很痛苦。中文看不懂，英文更看不懂，翻來覆去地看，才稍為釐清了意思。如果說，這是一字一句硬譯衍生的問題，那很多非以英語為文本的華文作品為何也出現這類文句？想起某天看明珠台，一個關於Michael Jackson的節目，說到他的Neverland時，字幕打出「無何有之鄉」。太好了，我覺得這簡直是神來之筆，除了莊子的無何有之鄉我找不到其他適合的翻譯。而早前有齣電影叫《得閒飲茶》，我看一看它的英文譯名是‘I will call you’，不禁會心一笑。這當然是直譯和意譯的問題，但後來我在細想，意譯是否就是一種提煉、一種濃縮？精煉，並不是文字的專利品，化諸語句、段落，甚至篇幅，也有它的存在意義。
每一個朝代有屬於它的語言，有屬於它的思潮，所以每一個朝代都擁有自己的文學。
春秋是一個漢字仍未成熟的動盪時期，所以春秋戰國的文學以論說辯難為主，目的是推銷思想韜略，故而絕少歌功頌德的堆砌文學；漢字經過秦朝統一，散落的語言得到解放，由是培養出屬於該時代的《上林賦》、《子虛賦》等以冗長為雅的作品；直到佛教傳入，激發中國文字提煉音韻的感官，於是魏晉文學進一步在漢賦基礎上礱淬成駢儷文學；然後四百年過去，切韻牢牢地抓緊中國的土壤並紮其根柢，漢語最精煉的文學「詩」終於誕生在公元七世紀的唐朝。假使以唐宋韻文為漢語頂峯指標，從商代卜筮文字開始，這個進化足足經過了二千年。
代表今世的華文文學是甚麼，白話文學是否垃圾，便存乎我們用甚麼的態度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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