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斯行諸

　　去年底溫家寶接見曾蔭權時留下五個字：「深層次矛盾」，既云深層次，就不是單一問題。曾蔭權解釋為經濟轉型及貧窮人口增加，當然是面對鏡頭說說官腔的廢話。相關論述不少，但近年香港傳媒自我審查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有關意識形態矛盾的論述甚少。

　　如前篇所述香港三千年來都不是一個天然城市，近百年則處於被殖民狀態。這裏的「被殖民」是廣義，不一定指民族層面，而泛指文化層面，即香港人並無多少自主權，並無多少自我文化體現的權力。當年六七暴動是左派人士反港英政府，因為他們不甘被外族統治，是出於民族主義；今天香港人反高鐵、衝擊中聯辦，因為他們不甘被大陸化。兩者，都是意識形態問題。

　　由於經歷過近數十年的努力建設，香港的經濟體系、司法制度、文化多元性、維護人權、思想開放程度都比國內先進。然而回歸後香港的經濟周期正在走下坡，中國卻處於迅猛的上升軌，部分香港人便急於大陸化，希望藉此得到國內的經濟扶持。

　　另一方面，共產黨為政權的穩定以及大一統局面的平衡，仍然無法脫離過去各個皇朝的扁平式下壓手法，所不同在於，過去是將經濟及思想都壓扁，今天放手經濟，思想卻還限於一元。中央對香港實行「鳥籠民主」，即劃一個框，讓你在框中爭取所謂的民主，但結果完全無法左右中央決定。最佳例子是立法會，中央用各種制度與手法永遠掌握過半票數，餘下的隨你發揮。結果是建制派無論提出甚麼都會通過，所謂有監督作用的反對派只是無關痛癢的陪襯花瓶。

　　為了鞏固這種偽民主制度，培養特權階級成為政府策略之一。香港特權階級化的程度雖遠不如國內，但日漸大陸化令對政治敏感的人開始不安。全世界都有特權階級，但先進國家（不一定指西方）以法治國，透明度相對高。利用特權剝削，也有程度之分。由於先進國家有法治前提，其競爭更多屬檯面制度，而非地下潛規則。落後國家（並不一定指中國）用地下潛規則競爭，檯面上之法制都變相成為內鬥工具，結果所有特權階級都明白自己可能朝不保夕，在位時盡量搜刮錢財，將搜刮回來的財富連同子女一同送去外國，自己再伺機離開本國。如此造成先進國家剪羊毛，落後國家則連羊一併吃掉的分別。

　　香港與內地本來處於歷史長河中的不同時空坐標，是兩條長短不同的平衡線，現在要將兩條平衡線扯平，對內地而言，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因為正在進步；對香港而言，就會感覺問題，因為是要退步。其結果是催化一批不願開歷史倒車的人出來抗爭，先是在街頭抗爭多年都無甚效果的長毛梁國雄突然被這股力量推入立法會，再而冒起社民連這樣的組織，然後是出現一班所謂八十後的青年。

　　前面數篇我們參閱的評論，如提及的爭取權益因素也不必摒除，因為那是一個觸發點。黃宇軒在《明報》發表的文章〈青年人，將臨的起義〉指出，綜觀全球已發展國家，青年人面對由社會制度加諸身上的挫敗感不斷增加。在許多城市，與其說青年人不再是明日世界的主人，不如說他們就是最被邊緣化的一群，在英國，三分一失業人口是廿五歲或以下，而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更達至四成。

　　內地沒有公布青年失業數據，但相信不低。前大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以經濟角度評說市場有贏家和輸家，但現時內地勝負主要不是由教育、經歷、工作態度來決定，而是誰先進入房地產市 場。從根本上說，中國經濟讓投機者獲益，而不是努力工作的人們。愈來愈多的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於是投資者愈來愈多，努力工作人的愈來愈少，這也是為甚麼愈來愈多的公司和個人進入房地產市場。套用到香港身上同樣成立，其實也是八十後現象的一個注腳。

　　歐洲青年失業率升至百分之二十，各國政府與資本家不斷創造短期、臨時、實習等彈性職位，企圖部分吸納這些勞動力。然而這些勉強找到工作的青年人，面對的不過是活在惶恐中的生活。在英國，已有人用「IPOD一代」來形容這些青年，缺乏保障（Insecure）、備受壓力（Pressured）、被收重稅（Overtaxed）與周身債（Debt-ridden）；在法國，社會科學學者則把這些青年稱為「不穩的一代」（Génération Précaire）。

　　PIIGS之一的希臘，去年10月大選，左翼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獲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這次選舉結果，其實深受2008年底雅典一場大規模示威行動影響。而那次影響力遍及整個歐洲，青年人衝擊警察與政府的直接行動，可謂象徵了千禧年以來青年對前景徹底失望的憤怒的一股風潮，不同的只是，觸動這些青年人神經的關鍵事件各異而已。

　　一股思潮正在蘊釀，香港不是孤立。

　　歐盟五國出現債務危機，如同早年將中、俄、印、巴合稱金磚四國BRIC一樣，債務五國被稱為黑豬五國PIIGS，分別是葡萄牙 （Portugal）、愛爾蘭（Ireland）、意大利（Italy）、希臘（Greece）與西班牙（Spain），成為環球金融市場焦點。

　　如早前所言，外匯的區間趨勢一般較長，多為三至六個月，從當時起算，美匯有機會反反復復地反彈至今年農曆新年左右。美匯指數之中，歐元佔57.6%比重，按去年底CFTC歐元出現淨短倉起，至今短倉仍然在增加，意味歐元仍被看淡，美元仍會強。

　 　歐洲的債務危機不是今天才突然冒出，2008年雷曼倒閉引發金融海嘯時全世界已經知曉，但今天被重提，原因不外乎大行在吹風準備搞事，其次是和歐盟體制 有關。歐洲各國向來經濟不同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德國及法國為牽頭羊，東歐國家普遍較貧窮，北歐國家則奉行社會主義儼如另一國度。

　　因此過去一年美國及中國等國家已實行高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而德、法等國仍在為自國利益爭拗，政策的實行比中、美都要晚，導致今天各國都在討論準備退市時，PIIGS的問題才浮現。魯賓尼早年更曾預言，歐元會三年內崩潰。

　　列國國情不同、文化不同、經濟周期不同，歐洲文明之燦爛正是由於這種多元性不停競爭下而綻放光彩。如今這只成立了十六年的共同體有失衡現象。

　　與之對比，中國政治形式過早成熟，過早出現大一統，為此歷代皇帝為了維持政權穩定，犧牲了多元文化發展並將社會結構由上壓向下去達到扁平式平衡，這個問題在明代尤甚，所以中國和歐洲列國文明強弱逆轉的轉捩點就在明代。

　　中國幅員廣大，情形複雜，就用上述提及的明朝為例。黃仁宇與李若瑟的《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對此論述甚詳，他們指出明 朝採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情形，在世界史中實 屬罕見，在中國歷史中也以明代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為管中窺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親自指示，讓人民納稅實 物不入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先在應天府抽派若干稅民，和金吾衛的五千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以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乃 通令全國一體施行。這一辦法之脫離實際，窒礙難通，自不待言而自明，於是只好虎頭蛇尾，銷聲匿跡。這種安排雖然不再執行，但與之相適應的其他經濟措施，則 依然危害極大。如果軍需稅收總收總發，國內的交通通訊必然相應而有較大的進步，次之則銀行業、保險業就會應客觀的需要而產生，商業組織和法律也會有所發 展。各地區既互通有無，以後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況而發展其生產技術。

　　西歐各國在十四世紀已經朝著這一方向前進，日本在 德川幕府末期，亦復如是。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濟的發展相脫節。萬歷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縣知縣沈榜聲稱，他每年要向二十七個不同的 機構交款，總數則不出白銀二千兩。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而提出的統計數字，經常為一紙具文，以致發生了 上述稅率參差不一的現象。這種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在這種扁平式社會結構背後，再由道德規範去將各地差異扯平，而不是依靠法律，因為道德可隨民情不同作出調整，只求合情；明文法規講求合理，相對死板。於 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現象，無論你從嶺南走到河北，或是從四川走到南京，都會看到同樣的祖宗廟社，同樣的貞節牌坊，整個中國正是由這種扁平而高度劃一的規範 下達到穩定與一統局面。

　　但這和八十後現象有甚麼關係？

　　莫說「八十後」無法概括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就是上一兩代，也無法用五十後、六十後之類概括。

　　看過上一兩代人如何詮釋八十後現象，也看過年輕人如何表述自己的想法，接下來可以看看非八十後和八十後的反應。也就是，事件發生，呈現現象，人們產生印象，在這個互動下再產生甚麼反應。

　　《信報》副總編游清源（袁耀清）在其報有一抽水式專欄，也就是隨興點評揶揄諷刺，不屬於嚴謹的筆調，看時毋須太認真，但亦可粗略看到屬於他們那代人的反應（六十後）。其1月27日〈好想「鍊死」八十後〉引用如下：

　　有時（其實是好多時）我都好想親手「鍊死」（捏死）身邊那班八十後，所以我應該幾明白五六十後的感受。

　　我想，我好想親手「鍊死」八十後的心態，應該同不少五六十後情願沒有生過他們的「悲情」，在程度上差不多，分別是那些五六十後花錢養大八十後之後，無厘頭（即是十分之存在主義地）拋擲給我來教，以致我有時真的好想順便連八十後的父母都「鍊死」，以示每個人都要為他所造的孽負責（必須指出，不少公司愈來愈似「超齡託兒所」，而無數CEO也要改稱CBO，亦即是Chief Babysitting Officer，中譯為「奶政總裁」）。

　　聽說，由於要遷就八十後，所以哈佛商學院和哈佛管理學院都認為，新紀元的管理模式是完全放棄管理，理由是八十後根本就不受管，無謂浪費時間。至於解決辦法，首先就是把公司變成一個「無掩雞籠」，任由八十後喜歡何時上班就何時上班，喜歡何時吃飯就何時吃飯，然後趁他們心情靚過「變靚D」的時候，「求」他們做一兩件他們喜歡做的工作。由於八十後自BB班開始就接受「高大全教育」（高深、博大、全面的教育），若願意工作，質素通常都會十分之高，實為公司之福。不過，與此同時，亦由於八十後的行蹤和心情普遍都飄忽過飄雪嘉年華，所以一定要盡量多聘用他們。例如你本來只打算聘用十名新員工，那就最好一口氣聘用三十名八十後。薪金可以酌量減些少，反正再多，在他們的眼中也不算得什麼。他們最重視的始終是證明自己其實好叻，或者至少在他們父母不擅長的範疇叻過他們的父母（這個其實有何難）。例如，父母輩要三個月才可以學好外語，他們則只需三個鐘就學好手語（再啜核一點〔即是再不負責任一點〕的講法，則是三秒鐘就搞得清楚母語同鄉下話的分別）。

　　激氣嗎？可是，當我想起二十年後就是由八十後做「莊」，怎說也得設計一些succession plan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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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文啟明2月5日列於《信報》的〈代代如此〉：

　　愈來愈發覺，很多人都喜歡誇張自己過往的奮鬥史。無論他是否已有成就，昔日都是踏着艱辛而來的。最明顯的是，找新一代與自己的一代比較。

　　新相識的友人就向筆者說：「我們那一代很吃得苦，不像現在這一代。就像『八十後』……吃飽飯沒屎拉，就去反高鐵，你說是不是？」哈哈，也不知怎麼回應，只好含含糊糊地說出心底話：「我從來沒有感覺吃過什麼苦。」「怎會呀？你跟我同齡，都是『六十後』，那個年代出生的人都要捱苦。」啊……是嗎？可能當時年紀尚小，不曉得人浮於事那種慘情，猜想，「五十後」的應該較為「身受其害」。

　　那時，我們哪有書讀？」同輩都喜歡這樣說。筆者心裏卻認為：「你不喜歡讀書而已。那時，我也不喜歡讀書。」

　　同輩又愛這樣說：「每天工作都要加班，累了便在公司過夜。」我的回憶是：「確是這樣，但那是自己喜歡的，因為同事都是年輕人，一大班人在公司過夜，只是『吹水』而已。」

　　最後同輩必然是這一句：「新一代貪威識食。」我笑了，底裏的心聲是：「我們的一代也是貪威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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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有線電視節目《周日不講理》，由程介南（四十後）和游清源主持，請來近年社運常見的陳巧文及由公民黨轉投民建聯的季霆剛，討論八十後的激情背後：

．有線電視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66950

　　如無法收看，可循youtube觀看：

1/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LAKbC3U4BQ

2/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VD9h3Vpz1U

3/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Teew_6D0eM

4/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Zp833RiC5c

5/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ES33FrNMo

6/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kK9aYkvmro

7/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pOfAJ6gXW0

　　餐廳內一桌人高談闊論，談八十後問題。幾個五十來歲的男人談罷靜下來時，才想起身旁幾位子姪是八十後。問他們怎樣看八十後現象，子姪表述過後長輩們不認同，並重申「我認為是這樣」。

　　旁人看在眼裏當然好笑，既然如此，又何必問？回想現實之中亦大抵如是，連月來報章雜誌電視的評論，都是一幫吃時事評論飯的人，都四、五十歲上下。有沒有人問過那些年輕人究竟是否如此想？還是只是爭著「我認為是這樣」的各自表述？

　　《明報》有一篇〈社運新青年：我沒有大佬〉的訪問，算是比較貼近第一身敘述：

　　1月16日晚的立法會門外，一群青年示威者不聽從指揮，橫衝直闖，拉倒警方鐵馬，圍坐馬路中央，癱瘓中環心臟，令一行尊貴的身影匆匆鑽落地底。1月17日凌晨，港鐵中環線開出一輛陣容強大的「高官號列車」。

　　親眼見識過韓農攻城拔寨的高官、警察、市民、媒體，一起盯着有幾分似曾相識的衝突畫面，有人譴責包圍者是破壞社會安寧的「暴民」，更多人「讀不懂」這群新社會運動的急先鋒，到底是從哪塊石頭爆出來的？

　　記者帶着各方疑問，連續兩日走進牛頭角工廠大廈的「FM101電台」，聽示威新一代解釋令市民恐慌的「暴力」和「流血」圖謀。發現這裏每個人都是一塊獨立的拼圖，勾勒出一幅「不要大佬，個體覺醒，多元自決」的後現代抽象畫。

從哪裏來？

　　你們是誰？「金鷹、楊匡、李世鴻、姬川亞弓、黃娃、Jaco、年華、阿禮、Derrick、靈詩、阿豪、Anson、陳巧文、家樂、Alex、一心……」這些名字有江湖味，有漫畫味、高登味，也有文化味和搖滾味。過去七一遊行絕食、六四集會、衝擊領匯、奧運拉雪山獅子旗、圍攻禮賓府、反高鐵、國慶音樂會搶咪……香港近年哪裏最激，哪裏有拉鐵馬，哪裏就可以見到他們。

　　在不同抗爭行動中，他們慢慢匯聚，李世鴻說：「最多人是11月1日禮賓府，有 30多人。」幾個月前，阿禮和兩名同伴合資租下工廈一個單位，獲民間電台借出部分器材，創辦起「FM101電台」，開始利用FM101頻道做非法大氣電波廣播，大談政治、文化、音樂，成為同道人的聚腳地。

　　這群101新青年的出身，階級成分各有不同，大部分是基層「打份牛工」，也有人以前是家裏開廠的富家子，有人曾是電器批發商太子爺。「我以前住大屋，有工人。」「我小時候家境不錯，放假常跟父母遊車河。」「我妹妹小時候睡醒，伸腳出被子就要工人幫她穿襪。」

　　金鷹說，他們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在董建華治下長大，「我覺得近代『民主之父』其實是董建華。九七回歸和金融風暴是一個巨變，令人反思，我家裏九七前開廠，後來完了，那時好多人一夜之間要走佬。」　　

　　Derrick說：「我爸爸以前是英軍，九七後沒事做，警隊排斥他們，後來去了青馬大橋管理公司，還搞過工會堵塞大橋。」他們說：「我們突然發現父母那代的獅子山下價值觀原來是行不通的，肯捱肯搏未必就有出頭天。」101新青年認為是董建華時代醞釀了他們。

相信什麼？

　　你們相信什麼？「我是社會主義。」「我是無政府主義。」「我在渾沌期。」「我沒有主義。」「陳巧文在經濟上相信資本主義那套。」「這裏沒有大佬，沒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沒有權威。我們各自代表自己，沒有一個人可以代表全部。」這裏瀰漫1871年的巴黎公社氣味，還有「權威已死」的後現代氣息。

　　他們特別喜歡討論，每拋出一條問題，十幾次搶白，重心已經由A談到F，發言者幾乎一定有人反對，想法完全統一的情况不多。楊匡說：「這裏只是聚腳地，既不是組織，更不是政黨，我們不會打壓不同的聲音。」他們強調這是真正的多元自決。

　　你們有沒有大佬？李世鴻說：「我們只是朋友，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其中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要標籤，不要大佬。」Jaco說，外界、政府不相信他們是自發運動，肯定有背後主腦操控，「如果要逼我說，我只好說是馬克思、巴枯寧、托洛斯基。」Anson則直言：「這裏有人是無政府主義，講求人民的自覺，如果我們是有組織的，即是自打嘴巴。這不是有意圖的共識，而是很自然地沒有大佬。」「我們不斷討論、爭辯，民主就是冗長的討論。」外界將示威最激的新青年都標籤為80 後，但他們的年齡橫跨60後到90後，由16歲到43歲，對世代標籤反感。

　　他們一起示威多次，但各自回答記者提問、講出家底身世時，戰友都嘩然，有些竟問同伴：「嘿，其實你真名是什麼？」「你以前原來那麼有錢？」

　　社運界人士說，最近一直流傳官方想邀約某些新青年飯局「摸底」，了解他們背後有什麼人支持和指揮。楊匡笑說：「摸底？我連坐在我旁邊那個（同伴）的真名也不知道？怎麼知道誰在背後組織？你摸什麼？哈哈！」

　　101新青年之中，6人曾加入社民連，但4人已經退出。阿豪和靈詩說：「我們不是對政黨反感，他們和我們都有存在價值。畢竟有些人是要有人領導才會做嘢，有人喜歡跟大佬，否則會躲起來不上街抗爭。」有新青年抗拒加入政黨，但願意跟政黨對話，無論葉劉或曾鈺成，都可以考慮，「比如朱幼麟就談過，我發現他是『真心膠』（註︰網絡用語，發自內心的戇居）。」

怎看暴力與流血？　　

　　包圍立法會搶鐵馬之後，外間譴責他們暴力，鼓吹恐怖流血。「外界混淆了暴力和衝突，我們只是想維護向前行的權利。暴力是相對的，建制施予人民多少，我們就反彈多少。」他們解釋，他們的暴力和流血都是被動而非主動的。李世鴻說：「當日大聯盟發動宇宙大苦行包圍立法會，遊行路線都是警察答應的，但他們欺騙，突然反口封路，我們感到應有的權利被剝奪，只好用暴力爭取應得的。」金鷹和Jaco說：「我們搶鐵馬後都是放在路邊，不是襲擊警察，不襲擊肉體。有沒有暴民是這麼乖的？搶了鐵馬後乖乖坐在馬路等被警察抬走？」　　

　　阿禮和Jaco認為，暴力見諸對表達訴求的堅持與執著，「警察抬我們時常說：沒有記者了，不要扮掙扎了！但我們不是專業演員，政黨遊行遞信，拍幾張照片就收工。我們反高鐵請願，就一定要鄭汝樺出來接信，絕對不能是警察。」「你封了我本該遊行的路線，我就一定要突破你們的鐵馬和人鏈！那條線，我們是過硬的！」　　

　　Jaco 說：「我們是有心理準備要流血，是被動的流血，意思是就算遇到血腥鎮壓，我們也不怕。」黃娃搶白：「暴力不是我們專登做出來，是政府違反承諾封路導致。我接受衝突的限度是無底線的。」此時，有同伴反駁此說「非常暴力」，「暴力一定要引伸得很清楚，不能說像大陸殺人政權可以暴力，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暴力？因為坦克車輾一個人和用棍都是主動暴力。我們不針對肉體。」

　　香港人對韓農和社運的暴力是否有雙重標準？101新青年說：「這是預設的想像差異，市民看了電視，設想韓農應該很暴力，會掟汽油彈，但他們竟然只是這樣（搶盾牌、木棍打警察）。相反，香港人認為自己人應該很斯文，所以拉鐵馬也覺得很暴力。」　　

　　有評論指長毛梁國雄和天星、皇后的社運者在香港政治光譜中代表最激的元素，新青年的出現將光譜外延。將來會否有人比你們更激？阿禮和李世鴻說：「一定會有，包圍立法會當日就有很多生面孔很激，但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所以只好跟着我們。他們潛伏着，可能癲過我們。」

　　陳巧文和李世鴻說：「很多現在溫和的社運人以前都是顛覆者，很多都拉過鐵馬，但拿了咪高峰佔據了話語權，想法便可能不一樣。有人覺得我們是怪獸。」但新青年又承認，分歧從來都是社運的一部分，「不需要太批判，不要緊的，最後大家都做到逼鄭汝樺落地底。這樣才好，多元。不同意見手法可以調和。我們希望貢獻大家、合作。有溫和的人說，和平談判的手法就是激進派爭取回來」。

怎看傳媒和警察？

　　示威中有記者的物件被燒，有記者被粗口辱罵，101新青年說：「媒體和警察在我們眼中都有原罪，是建制的一部分，很多記者也這麼認為，但不代表你要『操他娘』或燒他，記者都有很多種，不是要將所有警察記者都本質化。」他們認為，記者要中立，寫文章太同情社運或對社運反感都不太好。

　　立法會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有趣場面，新青年跟警察衝突時，警察表現緊張，這時楊匡大叫：「阿sir你冷靜點！你快叫我冷靜點，叫我冷靜點！」

到哪裏去？

　　如果香港有雙普選了，你們還衝不衝？陳巧文說：「現在是要砌低功能組別，長遠有個想像，有個目標，就是終結所有不公義。」李世鴻說：「我的終極想像可能是有塊田自給自足。」Jaco笑言：「也可能是有很多美女圍着我餵食。」他們沒有定論，有人唯心地認為烏托邦在心中，有人唯物地承認每個人都可能改變，「每個出來『砌』的，一開始都會想一世也不會被世界腐化，但很難講，到了40歲，我們可能都變成劉江華。」「如果說有民主了，就不對抗，那是對民主的誤解。」

　　會不會自我感覺偉大，頭戴鬥士光環而飄飄然？金鷹說：「被讚肯定會有點飄飄然，有滿足感。」但新青年對個人崇拜、英雄主義極端反感，「可以叫人民萬歲，但不應該叫劉曉波萬歲。」他們對口號非常執著，不喜歡搞笑、空洞的口號，他們喜歡簡潔、有內容、直逼核心，「我們很少叫口號，要叫就叫最直接的︰罷工！下台！」

　　示威時怕不怕？他們說：「怕給警察捉，怕受傷，每個人都有阿媽生，被警察游說時都會心軟。」說是這樣說，但「落到場還是無面畀」。他們不介意外界「讀不懂」他們，捲煙抽被外界視為「食草（吸大麻）」，跳舞唱歌被視為索K，他們一笑置之。臨行前，他們說：「你帶10條問題進來，注定要帶20條問題出去。」 

（引用明報記者 覃純健1月24日報道）

　　以下這篇文章，主要是轉載沈旭輝《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一文。個人觀點，一向認為愈是大宗師，愈是用淺白的說話談大道理；愈是半紅不黑的學院派，愈是用過量的術語典例去堆砌包裝空洞的說話。沈旭輝這篇文章我頗為認同，但略嫌其故作佶屈聱牙，嘗試加點注腳，故如不想看長篇大論，可只跳看藍字部分。

　　沈旭輝此文是回應呂大樂教授《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分五點回應。

一、建構主義﹕

不存在「衝擊 vs 被衝擊」

　　呂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一方的壓迫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單只會束縛我們，而是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而沈回應，在八十年代，這樣說是勉強可以的，但自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被 Alexander Wendt 等學者普及，學界基本上已認同了「規範建構」本身是每一刻都在改變的概念，也就是推翻了從前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說的規範靜止不變。建構主義者認為，結構主義強調的僵硬物質結構和「工具理性」，無法解釋冷戰結束及其後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都帶着濃厚的「價值理性」成分，所以社會現實是由不同個體和群體互動中「建構」出來的，只要我們對自身和外界認知發生變化，社會現實也會隨之變化。呂老論點停留在典型的靜態結構理論，然而在近月香港社會運動中，從來沒有人要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只是有人要建構新規範與秩序，而每一代人都在建構自己的規範倫理，從而希望「保障到另一方」，今天呂老接受的規範，就不是呂老上代人接受的規範。「衝擊 vs 被衝擊」這個二元對立，早已過時二十年。

　　意指結構主義過時。結構主義是靜態的，不動的；建構主義是動態的，每刻都在改變，而且每一次改變便同時建構規則。暗指前者是死板的規則，而後者則因為群眾的參與而規則不停在變。如以建構主義視之，便無所謂衝擊與被衝擊，一切都是自然。

二、民主中介論﹕

不存在「議會民主 vs 直接民主」

　　呂說，「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

　　沈回應，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 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對此 Richard Gunther、José Ramón Montero 和Hans-Jürgen Puhle 合編的《Democracy, Intermediation and Voting on Four Continents》值得一讀。根據這理論，就是進行議會民主的國家，也已「接受一套新的民主程序、規範約束」，這套程序和規範就是「民主政治中介體」（Democratic Political Intermediation）的出現，這些中介除了大家熟悉的媒體，還有政黨、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次生組織」，和以個人關係為主的「原生社交網絡」。上述研究涵蓋了主要洲份的民主經驗，驗證了當代議會民主何以必須經過中介體修正其程序和規範這定律；月前青年運動的動員模式，不過代表新興中介體之一。「議會 vs 直接民主」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意指新式的民主制度，是包含媒體、公民社會、網絡動員等形態。由於過去學界常執拗於何謂民主，應該是全民參與才叫民主，還是代議制也算民主？前者為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之主張，後者為孟德斯鳩（Barowde Montesquieu）之主張，二者影響自法國大革命至今的思潮，今天世界各國的民主制都屬代議制。沈指出人民直接參與與代議制其實並不對立，因為今天人民已透過不通渠道參與了民主制度的建構，回應了他上述的建構主義。

三、虛擬公共空間﹕

不存在「媒體報道 vs 事實真相」

　　呂說，「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

　　沈回應，從呂談及「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的思路可見，在呂眼中，「新聞鏡頭」和足以動員「自發網民」的互聯網是同級別的傳訊工具，由於呂相信大眾媒體威力，自然不相信自發網民步向主流。上述理論放在八十年代又是真理，但當互聯網出現，Henry Jenkins 等西方社科學者早集中研究新媒體產生的新公民身分、公共空間、新民主和新社群，但香港學者除了勸說要讓世代對話取代對抗（這裏的世代又是靜止概念），就鮮有深化討論。究竟什麼是政治社會理論的互聯網公共空間？這裏我引一段 Roundtable 刊物《META》總編輯八十後李祖喬的分析：「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 sound- 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換句話說，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恰恰相反，由於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八十後對新聞鏡頭先天抗拒，而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媒體報道 vs 事實真相」這個二元對立，同樣過時二十年。

　　意指新一代不會因為大眾傳媒的一個鏡頭、一個角度而「信到十足」，反而傾向相信在網上被反覆質疑、論證的「真相」。

四、後現代論述分析﹕

不存在「激進 vs 保守」

　　呂老，「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沈回應，這句話在剛度過文革、Hippies 時代的八十年代會有相當共鳴，當時習慣了以「激進」和「保守」相抗，但自從後現代主義衍生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方法論興起，一切又已改變。「論述分析」通過文本解讀分析表面文字以外的分布和含義，西方已生產出不同電腦程序予研究員使用，我常推薦 Christopher Hughes 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文本分析，他發現內地網民強烈愛國的背後，不少文字隱藏對政權的質疑，那也是我從前博士論文的方法論之一。對支持反高鐵的「廉價掌聲」作文本分析，我們輕易發現嘉許其「過激行動」的極少，質疑中港融合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對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概念持肯定觀點的人。假如不作研究，單觀看新聞畫面，根據呂老的邏輯，同樣可以得出「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其實是在支持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曾蔭權的進步發展觀的同路人」這樣相反的結論。以簡單形象推論「激進 vs 保守」這個二元對立，亦過時二十年。 

　　意指認為社會上很多人支持「激進」是以管窺豹，大眾支持的是另一回事，即經濟可持續發展、保育等，故不宜粗疏地劃分「激進」或「保守」。

五、細胞組織理論﹕

不存在「責任組織 vs 不負責組織」

　　呂說，「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沈回應，在列寧式政黨還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這樣說沒人多少人質疑，但在組織模式經過重重革命的全球化時代，前論彷彿古聲。筆者由於研究恐怖主義，閱讀了不少細胞組織理論，無論理論怎麼說，關鍵是今天的「大會」已被社會賦予新角色﹕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弔詭地，正因為這些成員有如此高的自主性，「大會」的行動看來才這麼成功。九一一後的蓋達十年迷思，核實了上述模型的成效。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Facebook 創辦人之一的 Chris Hughes（與上述提及的學者 Christopher Hughes 不是同一人）是奧巴馬好友，協助其網絡競選，策略之一是決定開放其官方網站，讓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奧巴馬網站》自行舉辦活動，這在希拉里和麥凱恩的網站上是不允許的，因為後者的競選經理都是老一代人，相信「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一類老觀念。奧巴馬的成功，印證了「責任組織 vs 不負責組織」這個二元對立，也過時二十年。

　　意指新時代新思維的包容性很廣，也不得不廣。因為人們的獨立人格日益顯現，縱然是一個組織，也會有異見份子，而且有其自主性。而這種「少數」，反過來是其所支持的組織的拓殖動力。所以「少數」，不代表要被摒棄，不代表與組織對立。

　　誠然，從近日的事件可看到，廟堂之士尤其是建制派，腦筋仍然以毛澤東提倡的非我即敵運轉，五區公投是搞港獨、反高鐵是阻礙經濟發展、社運人士是破壞份子、反對是沒有建設……毛澤東一生有兩大毛病，一是不懂治國，二是眼中只有你、我而沒有他，其影響根植上一、兩代人心中，不比盧梭或孟德斯鳩影響法國大革命為少。

　　西方學界早有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指出新社會運動的非物質主義取向。現今已成為世界潮流的環保運動，以及方興未艾的氣候運動，都是非物質主義社會運動的例子。

　 　認為八十後是非物質主義、為了爭取公義者，其看法是香港的特權階層日漸形成並趨鞏固，觸發年輕人質疑過去被視為核心的「中環價值」，當中包含挑戰特權階 層及保育元素兩方面。如果說認為八十後是為了爭取權益者多少以社會下層角度審視這個問題，認為八十後是為爭取公義者便多少以中產角度視之，所以林行止稱八 十後是「知榮辱」一代。

　　近年連串示威抗爭運動中，以公義為旗幟、洋溢着本土意識的八十後少壯派加入反建制行列，林行止指這一代熱血青年 的出現，填補了七八十年代社運大軍老成凋謝的缺陷。八十後反建制，是很自然的發展，因為這一代人「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他們大都受過良好教育，有獨立的思 考能力，了解有失公道的選舉制度，其產生的政府有時為了維護贊助者和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不惜犧牲其他階層的福祉，遂對政府施政抱持懷疑態度。

　 　羅永生教授則指出香港的年輕人原來普遍對政治沒有太大的熱情，不過冷淡的背後不完全是馴服和接受，而是無奈和犬儒。八十後所象徵的其實是一種愈來愈頑強 的跨階層、跨領域的反抗性「次文化」。這種次文化到底要反抗甚麼呢？答案就是廢話、謊言、假權威、父權專橫態度和犬儒主義等等所謂後極權主義（post- totalitarianism）體制下的必然現象。他們在各種官僚程序與官樣文章的迷宮中，找尋權力運作的秘密和漏洞。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這些制度條文公 道正義，而是要突顯它的荒謬。

　　上一代社運份子、前《Capital》總編黎則奮認為今天的八十後現象和六、七十年代的情況不同，當 時主要是意識形態之爭，可以分作三部分。一是二戰之後，大批文化人像司馬長風、胡菊人，以及新儒家的錢穆、唐君毅等南來，他們帶來了中華文化，並在香港生 根，鼓勵大家關心國家民族。第二部分是海外帶回來的影響。像莫昭如在澳洲念書，參加了當地的反戰和捍衛原住民權益運動，將西方思潮帶回香港，像無政府主義 等；第三，是香港的親北京力量，文革發生後，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中國國際地位提高，在香港的親北京文化統戰機構也紛紛創立，像《七十年代》。三股 意識形態出現，促使香港出現連串社會運動，像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島運動和反貪污捉葛柏運動，社運和民族主義和反資反殖密切相關。但今天的八十後現 象，有別於六、七十年代的情況，超越意識形態，重視環保和落實到一般市民的利益。比如反高鐵事件，其實不是傳媒炒作的反對興建高鐵，而是質疑方案太過簡陋 為何卻要急切推行？同時內地高鐵選址都在近郊，和特區政府強調各國都興建在市中心的論述不符。其深層意識是反對香港的地產主義和中環價值，拒絕再讓地產集 團壟斷和主宰這城市的發展，也不再讓中環價值只計算GDP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成為城市發展的唯一標準。

　　從2006年開始，保衛喜帖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鳳園等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大部分媒體和政府都形容這是保育運動，也有人指這是一場集體的回憶，《亞洲周刊》將這些都歸結為是誤 讀。引用法國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的論說，這是一場Right to the City，對城市行使權利的運動，而這一輪新社會運動的指向，是捆綁香港三十多年的地產主義，以及和這套主義共生共長的中環價值。讓人想起最近全球熱放的電影《阿凡達》。片裡的地球人，為了搶奪潘朵拉星球的稀有資源，軟硬兼施，均告失敗。地球人很不明白，在太空艙內怒吼：「為甚麼我們幫他們建公路，蓋學校，他 們還不滿意？」影片傳出「捍衛家園，保護土地」的訊息，正是當前全球城市運動中最重要的議題。

　　我們可以抽選幾位近年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人物：陳巧文、朱剴迪、葉蔭聰，從其背景印證非物質主義論者推論是否正確。陳巧文香港大學一級榮譽畢業，主修英文及哲學，目前在香港大學修讀哲學系碩士課程；朱凱迪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明報》國際版記者，亦曾赴伊朗進修波斯語；葉蔭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新聞及傳播學系畢業，中大社會學碩士，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博士，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從這個角度看，如果說這幫年輕人都是為了上位，都是找不到工作的雙失青年，都是不願捱的一群，也許太小看他們。

*朱凱迪及葉蔭聰屬七十後，然而我本人從來不認為所謂八十後現象是鐵定指1980後出生的人，應作年輕人觀。

　　認為八十後是為了爭取權益者，其看法是香港經濟不景氣，但又同時存在資產泡沫。年輕人收入比十年前要低，但面對著房價、物價的不停飆升，形成對政府及社會的怨氣。

　 　大部分年輕人爭取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可以餬口與安穩的生活。由於過去曾做和教育有關的工作，深深感受教育政策混亂的後遺症，正由八十後去承受。過去十年 香港出現過兩潮「學科熱」，一次是2000年的I.T.熱，一次是特首董建華時期的中醫熱。當時一窩蜂去攻讀電腦與中醫的學生就是八十後，今天面對的情況 是：從事電腦的，由於同類專才太多，社會消化不來，結果薪金不停下滑；而中醫業，由於市場沒有適當的就業配套，大學畢業生沒能當上實習醫師，大多只能充任 將《黃帝內經》等翻譯作英文的工作，或選擇和本科全不相關的工作。

　　近十年香港經濟都在走下坡，特區政府想到推出副學士去減低失業率。 這班學生付出八至十萬去讀一個介乎中學與大學之間的「半學位」，完成後只有極少數能再銜接本地大學，到社會工作又只得到中學畢業生的工資水平。金融海嘯後 財政司長曾俊華勸勉大學生四千元工作也要做，那末副學士應收取多少薪酬？「學位通脹」使年輕人投入愈來愈多，得到愈來愈少，成本非常重，但又不投資不行。 類似情況在國內也出現，而且是碩士氾濫。

　　這些都是現時香港八十後面對的現實問題，但我們同時關心五至十年後，同樣的社會問題也將出現在 九十後身上，因為八十後最年輕那班與九十後求學時處於母語教學的改革試驗期，相關論述已太多，問題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大學學科以英文為主，推行母語 教學使他們升上大學後無法適應。其次，政策翻來覆去地改變，原本以中文授課的教師在甲學校要改以英文授課，原以英文授課的教師在乙學校要改以中文授課，然 後又設計甚麼百分之十以英語授課的「微調政策」，極之混亂。簡言之即計劃改變教育政策者所想的和現實存在相當距離，造成近十年中學教育的混亂，結果現時的 學生中文程度在倒退，英文程度則倒退得更急，而學生看在眼裏的是力推相關政策者都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甚或外國讀書，容易造成對政府的不滿。他們將來出來社會工作時競爭 力大減，未來五年將是九十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面對金融海嘯後的資產泡沫時期，沒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月入六、七千，但房價每平方呎動輒四、五千。

　　要明白今天年輕人面對的社會壓力，以及為何他們傾向寧願抗爭也不願面對，須作對比然後知輕重。

　 　香港三千年來都不是一個天然城市，只有散落的人口聚居，直到英國將香港作為殖民地。首先是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上台，大量上海資本家南來避禍；然後是七十年代，經過六七暴動，港督麥里浩銳意改革。五十及七十年代是香港兩個主要的工業發展時期，期間為香港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藍領階層約為九十至一百萬人。上一 代人即從這個時期分沾經濟起飛的好處，屬於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時期。

　　1979年後國內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鄧小平開始進行改革開放。此 時香港已因經濟漸趨成熟而令經營成本大增，港英政府正籌謀如何讓香港工業轉為高增值產業，否則地價、人工、原材料等問題將扼殺香港工業。但適逢內地改革開 放，港商開始大量北上，充分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結果香港工業沒有轉型為高增值產業，並逐漸在香港消失。

　　八十年代中英簽定聯合聲明， 確定了香港的前途。中共一直害怕英國九七前會將香港的財政儲備帶走，所以最終雙方簽定港英政府每年只可拍賣五十公頃土地，種下高地價政策。高地價政策一方面刺激 起香港另一大產業 - 地產，但同時帶來不少後遺症。如果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人主要是靠勞力興家，八十年代開始便是靠炒賣致富。同樣是八十年代，聯繫匯率亦定明與美元掛勾， 貨幣政策將香港的經濟周期貼近美國且亦步亦趨，當時美國正值低息期，聯繫匯率制度變相成為香港樓市的推手之一。上一、兩代香港富豪多為地產大家，與這段天時有關。

　　結果我們都知道，1997年金融風暴，樓市股市爆破。當時香港一般打工仔月入萬元，內地人一千元，但明顯香港人的生產力並非內地人 的十倍。香港沒有了依靠勞力密集的工業，股市樓市一時未能恢復，九七成為一個轉捩點，標誌著香港的經濟展開下滑周期，標誌著這個攤子由下一代接棒。當 時，1980年出生的十七歲，1985年出生的十二歲，還在求學。

　　經濟發展過了高峰期之餘，社會經濟結構也因漸趨成熟而各個塊板都出現 壟斷與權力糾結。從政府開始，貿發局壟斷了會議展覽業務，私營機構倒閉；市建局持有特權經營舊區地產業務，年年進帳之餘再以分餅形式予地產商操辦。至於發 展成主宰香港經濟命脈的地產業，過去一個小士多可以養活一家人，但今天不能。縱然你付得起租金，地產商也可以主宰你的裝修要和商場統一，甚至你賣的東西也 要過問，否則可以隨時不租予閣下。超級市場貨品的種類愈來愈少卻愈來愈貴……去到任何一個商場內裏的商店大體相同……工資被通脹愈拋愈遠。

　 　我們可以算一算帳。假使八十後是上進型，父母不是有錢人，他考上大學花十四萬，讀碩士花八萬，讀博士花十萬，2010年，1980年出生的他三十歲，完 成博士，月入三萬，但欠債三十二萬。1985年出生的他是一般型，二十五歲，剛出來工作，完成大學，月入八千，欠債十四萬。1989年出生的他比一般型略 差，二十一歲，考不上大學，完成了副學士，月入五千，欠債十萬。在這個時候，財政司長曾俊華出來表示明白年輕人所想，謂年輕人只關心房子泳池有多大；政務 司長唐英年指月入兩萬以下者將來可移居內地，然後乘每程來回一百二十元的高鐵來港上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發表鮑魚論，指鮑魚雖然可兌換為一百碗餐蛋麪， 但不代表要拒絕吃鮑魚。這類說話除了刺激這班年輕人，讓他們感到沒有出路而產生怨憤外，亦令人聯想到西晉司馬衷先生對飢民發表何不食肉糜，以及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皇后Marie-Thérèse叫飢民「let them eat cake」，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