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4月22日
可能不少人和我一樣，為中國人被排諸諾貝爾文學獎外不值，直到高行健的出現，才有那絕無僅有的一次。不過今天看電視聽到顧彬說「中國人得再等三百年」，頗有感觸，也改變了我的想法。
事緣早前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批評中國當世文學部分是垃圾，尤其專指衞慧、棉棉等人，結果惹起軒然大波。他認為所謂文學最重要的就是「語言」。以其故鄉德國為例，日耳曼民族本來沒有自己的語言，悉學拉丁文，直到十六世紀路德創造了德文，經過三百年，才出了一個歌德（Goethe）。言下之意，即是中國的白話文仍然太青澀。
白話文存在的時間太短，而更重要的是，他認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作家，不會翻譯。
這是兩個論點，先陳白話文存在的時間太短這個問題。
白話文已存在七百年
顧彬雖不認同當世中國文學，卻認同魯迅的文章，認同茅盾早期的文章，認同丁玲在延安時期寫的東西。奇怪的是，魯迅、茅盾等使用的也是白話文，何以他們的文章就不是垃圾？他提出「1949年以後的作家不行，因為他們不會翻譯」，和「當世文學作品不能超越魯迅等人」這兩點，其實可視為一個分水嶺，即他大致認同三十年代以前的白話文學，不認同三十年代以後的白話文學。
漢語的發展一般可分為五個階段：
一、原始漢語 - 文字尚未出現；
二、上古漢語 - 先秦時期；
三、中古漢語 - 漢至隋唐；
四、近世漢語 - 宋元明清；
五、現代漢語 - 清中葉以後。
所謂白話文，屬於近世漢語，是元、明、清時期北方的口語。由於北京在元、明、清三代都是首都（元．大都／明（成祖）．北京／清．順天府），當地的「方言」便成為「官話」。《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都由白話文寫成，在當時是一種通俗文學，雖然今天我們讀起來，會覺得文白交雜。而現代漢語的發展，自清中葉後，尤其五四以後更趨「白話化」，原本的書面語（文言）逐漸被口語（白話）取代，五四以後白話幾乎完全取代了文言。
如果從宋末元初起算，白話文前後經過了約七百年的進化，語言已漸臻成熟，發展出一定的規律，例如出現了結構助詞「得」；用語從綜合性轉向分析性發展，如「此」等於「這」，但近世漢語發展為要說「這個」、「這人」等以資識別；語序方面也漸趨固定，尤其部分虛詞。因此顧彬所指並非廣義的白話文，應是指今天的「流行漢語」 - 姑且名之。
「流行漢語」與現代漢的不同處，是前者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較大，在這個構擬的過程中，由於發展並未成熟，若拿捏不好，便有如邯鄲學步而失其本。身處香港的我等可能體會更深，因為我們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一種書面語；而西方文化的摻雜，更令這種口語的文法混亂。例如你女朋友對你說「我鼓勵你不要吃叉雞飯」，他媽的不讓人吃叉雞飯但又要裝客氣，結果「鼓勵人不要做」。「鼓勵」（encourage）其實就是英語，中文應該用「勸」。在這個層面上，英語對我們的影響應該是最深，好比有時看新一代作家的文字，定語多得令人喘不過氣，即是受英語影響而寫出不中不英的語句。
王魯湘在訪問顧彬時提出台灣的作家語言比較貼近傳統，中港作家則文字上明顯較粗糙，顧彬認同。我想問題癥結在於，這類所謂作家，從來沒有花心思去研究語文，對本國語言一些最基本的認識也欠奉，也就是顧彬所指的「不少中國作家不覺得他們能夠沉默，他們怕沉默。因為他們不知道文學是工作，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這須歸結於他們不明白「語言」的重要。今天的華人作家，確實很大部分斟酌於故事、結構等層面，於是出現一堆錯字連篇而又語焉不詳的所謂作家，看罷令人不明所以，連基本語法都一片混亂，這實在是很諷刺的現象。顧彬認同魯迅，說魯迅的文章「不能增一字，不能刪一字」，有誇大的成分，但這番說話背後其實即是要求文字精煉。以最講求精煉的唐詩為例，杜甫〈望岳〉名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只說前句，「頂」是最高處，「絕頂」就更無以復加，但詩人要「凌絕頂」，「凌」即在其上之意。一個「頂」字不夠，要「絕頂」，然後「凌」其上，很簡單的三個字，帶出極盡的意境，然後一覽眾山小，語理邏輯緊扣不悖，用字精煉，語言拿捏準繩。寫白話散文、小說，要像賈島般推敲、像李賀煉句煉得吐血，也許太過，但起碼的斟酌，不能說沒有必要。
不少量產型、市場化的作家，語句十分累贅，出版後的文章沙石如此之多，可以想像被編輯、校對前的文章是如何。（當然有不少有名作家是不許別人碰他一字）。文學作品文字要精煉，因為文學作品應比生活語言高一層次，如果後者都不容許語法混亂而又累贅得不知所云的語言，為何文學作品可以？偶爾一句、兩句，說是代表某種感興，尚可說得過去，因為藝術本身無法被測度。但如果通篇皆是，像我這類豬肉佬，看罷直覺口中淡出鳥來，任你說「內容」如何巧妙，也實在無法捺著性子去啖鳥。更何況，有很大部分連巧鳥也稱不上。
咒罵的同時，也激起一種反思，不由得萌生如顧彬所說，自己也「應該沉默二十年」。
李白不懂翻譯
顧彬認為好作家要懂翻譯，一來是擴闊視野。陶傑也說過英語很重要，今世大部分一流資訊都是先以英語發布，而且不一定會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二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揣摩推敲兩種不同語言，可以將自身語文水平昇華。
這兩點我認同。但作家是否一定要懂翻譯？1949年以後的華人作家不行是因為不懂翻譯？我並不認同。理由很簡單，李白懂翻譯嗎？蘇軾懂翻譯嗎？如果顧彬認同他們的文學造詣，那便說明二者並無必然關係，這個觀點便站不住腳。
翻譯的部分我不能說太多，因為本身對外語認識粗淺，沒有資格順口溜，故對翻譯這部分，我仍然希望回歸到「語言」，即遣辭措意的層次，簡單略說。
我買了一套中英對照的《莎士比亞八大名劇》（曾有過學好英語的雄心），挑本較難的、夾雜文言英語的，因當初學中文的經驗是，在似懂非懂的情況下讀罷半文不白的《三國演義》，語文程度好像提高了，以往作文經常不合格，後來能合格。但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是錯的，中文的文言可能看不懂，但能猜得懂；英文的文言看不懂就是看不懂，猜了也是白幹。而最大的問題是，這本書的翻譯教人淡出鳥來。試舉一例。
哈姆雷特在喊出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前，國王Claudius說了這一番話：
The harlot's cheek, beautied with plastering art, is not more ugly to the thing that helps it than is my deed to my most painted word.
書中翻譯為：
塗脂抹粉的娼婦的臉，還不及掩藏在虛偽的言辭後面的我的行為更醜惡。
很痛苦。中文看不懂，英文更看不懂，翻來覆去地看，才稍為釐清了意思。如果說，這是一字一句硬譯衍生的問題，那很多非以英語為文本的華文作品為何也出現這類文句？想起某天看明珠台，一個關於Michael Jackson的節目，說到他的Neverland時，字幕打出「無何有之鄉」。太好了，我覺得這簡直是神來之筆，除了莊子的無何有之鄉我找不到其他適合的翻譯。而早前有齣電影叫《得閒飲茶》，我看一看它的英文譯名是‘I will call you’，不禁會心一笑。這當然是直譯和意譯的問題，但後來我在細想，意譯是否就是一種提煉、一種濃縮？精煉，並不是文字的專利品，化諸語句、段落，甚至篇幅，也有它的存在意義。
每一個朝代有屬於它的語言，有屬於它的思潮，所以每一個朝代都擁有自己的文學。
春秋是一個漢字仍未成熟的動盪時期，所以春秋戰國的文學以論說辯難為主，目的是推銷思想韜略，故而絕少歌功頌德的堆砌文學；漢字經過秦朝統一，散落的語言得到解放，由是培養出屬於該時代的《上林賦》、《子虛賦》等以冗長為雅的作品；直到佛教傳入，激發中國文字提煉音韻的感官，於是魏晉文學進一步在漢賦基礎上礱淬成駢儷文學；然後四百年過去，切韻牢牢地抓緊中國的土壤並紮其根柢，漢語最精煉的文學「詩」終於誕生在公元七世紀的唐朝。假使以唐宋韻文為漢語頂峯指標，從商代卜筮文字開始，這個進化足足經過了二千年。
代表今世的華文文學是甚麼，白話文學是否垃圾，便存乎我們用甚麼的態度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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